第七十一章 遵义会议（二） (1/4)

参加遵义会议的有随军行动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其中政治局委员6人：秦邦宪(即博古，**中央总负责人)、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11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邓小平(《红星报》主编)、刘一民（中央警卫师师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了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

由于刘一民的到来，**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红军指挥权，加上由通道到贵州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军事指挥权问题已经不是需要会议解决的迫切问题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升到了急需解决的高度。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比历史上的遵义会议多了三个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警卫师师长刘一民都列席了会议。

博古开始作报告了。

从通道遇见刘一民开始，博古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应该说走一路反思了一路。因此，博古今天做的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总结的比较到位，对自己主观上的错误检讨得也很诚恳，在报告结束的时候，博古主动提出自己不适合承担党内总负责人的责任，并要求辞去常委的职务，请会议推选新的党的负责人。

刘一民坐在会议室一角，听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博古的报告竟然是这样的，与历史上遵义会议时博古的表现反差太大，看来，博古也是忠诚的革命者，有改正错误的勇气。

博古做完报告后，周恩来也做了军事工作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进行了检讨，做了很诚恳的检查。

两个报告做完后，开始了会议发言。张闻天针对博古报告中总结失败原因不到位的地方进行了批评，发言吸纳了**等人的意见，也有刘一民在通道和斯通争辩时的思想，特别提出了刘一民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张闻天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专门指出：“在通道的时候，原十八团代理团长刘一民同志就说过，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党在政治上幼稚，忽左忽右；指导思想上模糊，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组织上机制不健全，缺乏独立性，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三人团凌驾中央之上等错误现象；军事指挥上先是与敌拼消耗，搞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放弃了红军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原则。实施战略转移后，又一味逃跑，造成湘江惨败。一个刚参军的新同志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同志看不到呢？”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现非常成功。接下来，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朱德、陈云、**等都作了发言。对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的发言仍然是那么幽默犀利，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实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其他红军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则是结合具体战例的成败得失，把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批驳的体无完肤。李德听得实在受不了了，忍不住咆哮：“难道你们想让我一个德国人来为你们的失败负责么？”咆哮完后，就摔门走了。

应该说中国**的独立意识就是随着李德的摔门离去而真正开始觉醒的。

中午的时候，开会的人都在红军总部就餐。

吃完饭，刘一民找到**、周恩来、朱德，报告在清溪镇战斗中缴获了敌中央军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随身携带文件，里面剿匪通报中有各地红军活动情况，除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红军和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外，陕北也有红军，领导人是刘志丹。

**一听就问文件在哪里？

刘一民取出文件交给了**。**、周恩来、朱德三个人看后，周恩来问还有没有其他佐证？

刘一民忙将审问韩汉英、唐云山的笔录拿了出来，并且说，这个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我在镇远与工商业代表座谈时，其中一个票号掌柜是山西祁县人，他说他们票号在榆林开有分号，但没有在延安附近开，原因是陕北也在闹红，领头人叫刘志丹。

周恩来想了一下，刘志丹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与**同期。

**说：“这样的话，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战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