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越说：“说到底，还是家庭幸福呗，我们家也差不多，爷爷奶奶慈祥好说话，不刻薄后辈，我们也都是一下班就想往家赶，我们虽然分了家，可都住在附近，喏，对面那个48号，其实是我家。”
那天，柳侠从祁越那里听到了祁家很多事。
祁老先生祖籍也不是京都，他们家是因为民国时期在原籍得罪了一个小军阀，差点招致灭门之祸，不得已来到京都投奔亲戚，因为是举家而来，亲戚家接纳不了那么多人，当时京都围绕皇城根儿的风水宝地已经被当地人占得个严严实实，祁家就在当时外来户扎堆儿的兴国寺附近安家置宅。
祁家世代行医，薄有家底，所以他们安家的地方虽然在老京都人眼里都是叫花子住的地方，实际上，他们和真正的叫花子区还隔着点距离。
祁家建宅子的这个地方，当时附近都是树林子，风景好，据说风水也不错，聚集的都是家底厚实，因为各种原因想在京都安家的外地人，因为有钱无权，又是收到歧视的外来者，老杨树胡同最早的居民都是憋了一口气的，他们建盖的宅院，比很多老京都人的宅院都好，大多都是两进的宽敞院落，还有是带偏院和花园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求得一个心理的平衡：虽然我们看上去没有你们体面，可事实上我们过的比你们滋润。
祁老先生中年时曾经和父亲一起为德高望重的伟人和几位开国元勋看过病，效果颇好，以此奠定了祁家在京都中医界泰山北斗的地位，但祁老先生觉得那只是恰逢其会，换做其他有真才实学的中医，一定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不管祁老先生自己怎么想，他的医术在京都的上层圈子得到追捧已成事实，所以多年来，他有相当一部分病人都是权贵人物。
祁家一直都是家传医学，不入公门，解放后，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保持着这个传统，后来世道巨变，最动荡的那几年，他们家虽然因为有伟人和功勋元老这些挡箭牌没有遭遇无妄之灾，私家医馆却是开不下去了，无奈之下，祁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进了国家的医院，在此期间，祁家的子孙们很多放弃了对岐黄之术的学习，现在祁家继续从医的，只有祁老先生的长子祁仁成、次子岳文成和长孙祁佑，还有一个就是岳文成的幼子岳祁。
不过，那些年，祁老先生虽不能开诊所行医，每天到家里求医问药的病人却一点不比开诊所少，他还不时要到权贵家庭出诊，其忙碌操劳，比一般人只多不少。
世道重新稳定，国家允许私人行医后，祁仁成在祁老先生的要求下，申请了开办诊所，但当时祁仁成和岳文成、祁佑全在公立医院上班，并且因为是单位的金字招牌，辞职时单位都给出各种优厚条件，多方挽留，祁家人也不是薄情寡义之辈，旧友盛情，却之不恭，所以诊所开业的前几年，基本上是祁清源老先生在一力支撑，他名声在外，每天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诊所忙碌的程度可以想象，老先生那几年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直到八年前，祁仁成真正退休。
祁仁成接过诊所后，已经八十五岁的祁老先生决定退隐，一是他从十多岁开始跟随祖父坐诊行医，几十年来不曾清闲过一天，着实累了；二是他觉得几个孩子已经完全继承了祁家家学，足以取代他撑起祁家的门户，他可以安心养老了。
可事实是，这只是祁老先生美好的愿望。
几千年来，中医的延续基本上都是靠家族内部的传承，这种教育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就是很注重家族已有知识的精确传授与承接，却很少会汲取外部的新知识，如果负有传授与承接义务的人再没有创新精神，只知道一味地接受，那么这个家族的知识肯定会和其他具有实体的物质一样，在一代代传授与承接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损耗，这样的结果就是前辈永远比后代拥有更多的知识，再加上中医确实是一个需要经验积淀的职业，国人就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中医越老就越好”的心理，所以祁老先生希望的闭门谢客安享晚年的想法一直没办法实现。
从八年前开始，他确实没再去诊所坐诊，可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家里来的人比一个普通诊所的门诊量还大，老先生每天依然片刻不得安闲，八十八岁那年，国医圣手的老先生一度累得差点一病不起。
那一次，祁家人终于决定放下面子狠下心，坚决不再让祁老先生坐诊了。
话虽这样说，可有一部分人，是祁家拒绝不了的。
无关人格与信念，无关品德与气节，那只是生存的需求与无奈，祁家医术再高明，名声再响亮，他们也还是普通的百姓人家，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则他们一样也逃不开。
所以祁家人最后让出的一步是：祁老先生每天只上午看病，下午休息，每天看病的人数不超过十个人，超过了这个数，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他们也不会妥协。
柳侠到祁家求医时，祁老先生已经有了十个病人，而且这十个病人都慢性疾病，短期内不可能空出位置，所以那些天无论柳侠怎么请求，拿出了程门立雪的精神，也没能敲开祁家的大门。
和岳祁告别后，柳侠没打的，从老杨树胡同到他们住的地方打的要二十二块钱，公交只需要三块，今天只有猫儿没和他在一起，他决定坐公交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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